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的富强是完全建立在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这种富强是道义的富强，是王道与富强的结合，但是在某些人那里，中国依然还是一无是处，可见这些人尽管在物质上富起来了，但在精神上、心灵上依然还是奴隶。

自其睹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。

（《天运》）又说： 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夫固将自化。所以又说：适得而几矣，因是已。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？庄子说：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，便生出不良的效果。古代用人为牺牲，以祭神求福，今人便以为野蛮了。

例如《齐物论》说：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鳅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慄恂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蝍且甘带，鸱鸦嗜鼠。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。因此，笔者最近提出了世界儒学（World Confucianism）的概念。

这与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、城市的发展、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[35] 二是由此导出的新义理，以戴震儒学为典型。[41] 当然，除个别卖身求荣者以外，这些儒者都是真诚的，他们的思想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：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，现代化的第一步往往都是威权主义，这是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。继宋明儒学之后，明清之际的儒学、清代的儒学中也都存在着儒学的某种现代化版本，也需要我们将其揭示出来。

人大复印资料《中国哲学》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。在这类生活记叙中，其实看不到生活——看不到一个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，更看不到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。

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宗旨是返本开新——内圣开出新外王，其所谓新外王明确地诉求民主与科学（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致的），而且他们的形而上学建构其实也已经不是旧的内圣之学，而是融通中西哲学的综合创造，例如梁漱溟、熊十力的儒学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关涉，冯友兰的儒学与英美哲学的关联，唐君毅、牟宗三的儒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，等等。究其原因，这些儒学史、中国哲学史的叙述，缺乏某种应有的、恰当的历史哲学视野，更谈不上关于历史性、时间性的生活本源视域。不过，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：正在走向现代性的国家都是某种威权主义（authoritarianism）的国家。[36]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见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0册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，第22页。

我们倾向于后面这种可能性，所以才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。该书的最大意义，在于解构了古代帝国儒学、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、尤其是人性论，重构了儒家人性论和形而上学。儒学史、中国哲学史，尤其是宋明理学史，被叙述为某种无关乎现实、无关乎生活的自娱自乐的东西秦制之短命给了儒家以实践机会，汉初儒家抓住这个机会，证明了孔子治理之道之可行。

传统中国正统社会治理模式，可见其与现代价值毫无违和扞格之处。而如前所述，这正是孔子的教诲。

士君子欲行道于天下，必定从修身、也即自治其身为起点，而这是社会形成良好秩序的基点，由此，士君子就近推动身边的治理，并向外推展。但这种公共品生产和分配活动又不是社会独立完成的，官员常在其中扮演发起、协调的作用。

接受儒家教育的大多数士人无从进入政府，乃留在基层社会，以自己的知识及通过学文所养成之德行，在基层社会发挥治理作用，是为绅士。目的何在？孔子期望他们领导民众，重建社会秩序。地方政府官员在处理政务时，与地方绅士之间密切合作，这为社会自治的发育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，地方官员甚至维护社会自治。①以孔子之学为中心，一体而多元的全覆盖教化体系有效地教化民众，养成民众以社会自治所需之德，也即塑造人们的公共精神，从而有效地支持自治。然而，至关重要的是，这两项工作要中正而有效率，就不能没有文化自觉，理念思考和制度探索不能不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展开。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要上轨道，关键就看能否形成卓有成效的君子养成机制。

此后，官员结构发生变化，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，其主导政府，形成士人政府②。②钱穆：《国史大纲》，修订本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。

其实，在基层社会，还有一些残存的传统自治制度，具有君子之德者也创建了新的自治制度，国家对此应予以承认，与之合作。上面简单刻画传统中国正统社会治理模式，可见其与现代价值毫无违和扞格之处。

开放而创造性地回归，尊儒，回到中国治道，实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最佳路径。近两年来深入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已显示，大学教育、公务员考试、官员选拔、官员继续教育等环节均存在致命缺陷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：如何养成今日之士大夫？ 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士君子既发起、组织社会自治，又组成士人政府，则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国家-社会关系：分工，合作，而不是分立、对抗。

最后，进入政府，改造和提升权力运作。今天有人羡慕西方贵族传统、贵族精神，殊不知，贵族身份来自世袭，羡慕也是徒然。有此自治，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自然降低，相反在社会中，存在多元的治理权威。然而，君子首先是担负特定社会功能之人，即社会领导者。

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公立教育体系。今日中国探寻优良的社会治理模式，传统是绝佳出发点，而非障碍。

此理念源于西方，以教会与世俗性政府之分立为背景，在这里，存在两个管治主体、两套管治教义、两套权威运作机制，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，当然是分立而对抗的。其发挥领导作用以创建和维护良好秩序的途径，大约有三：首先，兴学，教化民众，包括士君子的持续养成。

后者是神教，尤其是一神教，以排他的唯一真神信仰为中心。而人对他人的情感模式，对神人、人际关系之认知模式，以天性为本，由教化养成。

权力在士人政府儒家以学养成士君子，士君子志在行道于天下。以学为支点单纯以国家权力统治所有人，完全可以作纯粹社会管理工程来处理。故从孔子开始，儒家就主张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模式。故在中国，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要上轨道，关键就看能否形成卓有成效的君子养成机制，君子是以学文养成，君子必当博学于文，但核心是六经之文。

三家村学究办学，教养农工商庶民子弟识字、明理。孔子志在重建秩序，故创造教育，以养成君子。

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从多个角度阐明君子之德、能，如知、仁、勇，正是这些德让君子能够赢得他人尊重，组织分散的个人为群，并让群正常运转。《大学》所说的修身，就是个体的自治，齐家就是社会最基本单元之自治。

可见，儒家重建和改善秩序，系由己推人，由近及远。摘要：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否尊儒决定着统治是否上道，是否稳定长久。